新华社消息，11月7日，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王扶之走完一个多世纪的人生征程，病逝于辽宁大连，享年104岁。自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历经十年补授、晋升，开国将军至此已全部走进历史。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自首次授衔起，历经补授和晋升，至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时，共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 王扶之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没给红军丢人，没给国家丢人 王扶之原名“王福治”，1923年出生的他，自小便跟随父亲在地主家打长工。老人回忆说，那时候经常听人讲红军队伍给穷人分田地的故事。 1935年，红军长征时来到了王扶之所在村庄。12岁的王扶之挺直了一米六的身板，站在了红军招兵处的门口。虚报自己17岁的王扶之经过再三请求，终于如愿参了军。当时谁都不曾想到，这个连枪都扛不稳的“红小鬼”，日后会成为叱咤疆场的铁血战将。 登记花名册时，文书听到“王福治”的读音，不由念起“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的句子。文书对王扶之说：“我看你不如叫王扶之吧！”从此，“王福治”成为了“王扶之”，放羊娃成为了小红军。 “那会就想着能吃上白面馍，谁知道一扛枪就是一辈子。”入伍动机简单质朴的王扶之，还不能完全理解什么叫“革命”，直到那堂特殊的党课。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头顶的“红星”要换成“青天白日”，王扶之难以接受，甚至产生了离开队伍的念头。 组织科长听闻此事后，对王扶之等几名战士进行了严肃教育： “国难当头，改编又不改心，红旗还在我们心里！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军，我们为了全民族而战！” 从此，一心跟党走，一心为中国，成了王扶之一生的志向。 14岁那年，刚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王扶之就亲历了那场彪炳史册的平型关战斗。此次与记者一同前来探访老将军的，还有“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第47任指导员栗新朝。 栗新朝带着全连官兵的崇高敬意，也带来了荣誉室里珍藏的“传家宝”——一把布满暗红锈迹的大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看到大刀，王扶之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口中不自觉地哼唱起《大刀进行曲》，随后便向记者讲述起当年的故事。 “那条沟太险了，最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两侧是几十米的断壁，就像老天特意为咱们挖出来的伏击地。”老人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 王扶之清楚地记得，当天夜里暴雨如注，战士们用油布包裹着武器弹药，踩着没过小腿的泥泞向阵地进发。“雨太大了，我们只能摸着黑往前走。”老人回忆道，“不少战士滑倒了，但没一人吭声，都怕暴露目标。” 1937年9月25日清晨，王扶之和战友们经过一夜风雨侵袭，忍受着饥饿和寒冷，隐蔽在潮湿的阵地上，终于等来了敌人的辎重和后卫部队。7时许，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线开火，炮弹爆炸声和冲杀呐喊声，在山谷里回荡。 战斗在清晨打响，一直持续到午后。回忆起当时的战果，老将军眼中满是自豪：“我们缴获了敌人1000多支步枪、20余挺机枪还有一门大炮呢！”而作为测绘员的王扶之，因想给部队缴获一个日式望远镜，被弹片击中左脸，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疤。 在之后的烽火岁月里，王扶之越战越勇。从手持梭镖的小战士，到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他身上那股不惧生死、冲锋在前的劲儿，没有丝毫改变。 1949年1月，时任39军115师343团团长的王扶之主动请缨，带全团受领解放天津城的主攻任务。为摧毁敌人碉堡，顾不上横飞的子弹，王扶之拎起炸药包就往前冲。警卫员拼死拽着他：“团长，您不能去！”得到的回应却是王扶之眼睛一瞪： “怕啥？我死了，你来当团长！” 这一冲，王扶之接连端掉了3座碉堡，而代价是腿上多了个血窟窿。“只要我还在，就是对战士们的鼓舞！”最终那面象征着胜利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天津城头。 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老将军摸着胸前的勋章，沉思良久： “没给红军丢人，没给国家丢人。” 资料
